但過去數十年，美國勞動力市場變得愈來愈單一，許多大城市的租金激增，這使尋求新機會而搬遷的人意願降低，因為調整當地生活成本後，中低薪工作在各地薪水基本相同。

王漢年紀大點時就和姐姐一起在田裡幫忙母親。不過在球季開打後王漢一直隱瞞手肘韌帶受傷的情況，而且是宿疾而非新傷，讓楊清壠非常不滿，季中就不予續約，結束了與台灣棒球的緣分。

退休後幾年，就在密爾瓦基釀酒人的小聯盟球隊當投手教練，指導下一代的棒球人才。雖然環境不富裕，但生活中有一種幸福在裡面。整季下來5勝2敗，5.01的ERA跟1.53的Whip都不算好，但以一個23歲的新人來說，球團還是看好他未來的成長。剛到美國的王漢其實有些恐懼，儘管沒有語言障礙，但離開熟悉的家鄉讓他思鄉情怯，直到王漢認識一起來打球的多明尼加同胞才解決他的相思病。職業生涯的前三年，王漢在1A的成績不錯，總計拿下 25勝12敗，2.92的ERA跟1.23的Whip，但到了2A就明顯無法有效壓制打者，他也因此被釋出，轉到多倫多藍鳥隊繼續打拼。

由於起步較晚，所以王漢勤加練習，不管是跑步還是重量訓練都比別人加倍努力。職棒六年王漢的月薪漲到8000美金，依舊是聯盟最頂薪洋將。Photo Credit：Reuters / 達志影像2005年李前總統應福爾摩沙基金會邀請至洛杉磯演講，加州聯邦眾議員Brad Sherman致贈了一幅美國國旗。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殖民地，中共也從未統治過台灣1999年7月9日，時任總統李登輝在台北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李前總統說，問題在於中國過度強調民族主義，沒有民主，從未放棄武力犯台，在國際上處處打壓台灣。」且中華民國1991年第1次修憲後，就將兩岸關係定位成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合法政府與反叛團體、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香港和澳門是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在可見的未來，台灣和美國的安全合作，仍將是維持台海安定的重要因素香港和澳門是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沒有信賴基礎，商業往來也須「根留台灣」《德國之聲》指出，宣布台灣是獨立國家，看起來不是個符合現實條件的選擇，但台灣人也不接受北京的「一國兩制」。李登輝最得意的不是民主化，而是提供台灣追求「國族本土化」時稱霸東亞經濟的想像空間 陳柏惟：「台灣國族主義」在李登輝時代誕生，並留下三個珍貴的政治遺產《德國之聲》以香港、澳門的狀況來比喻台灣，暗示台灣若「回歸」中國或許可以解決區域危機，讓其他國家安心，李前總統對此反駁，中國會否影響區域安全的根本原因，不是港、澳、台這些地區通通「回到中國」：「我這裡要特別強調的問題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並不是哪一個國家的殖民地。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殖民地，中共也從未統治過台灣1999年7月9日，時任總統李登輝在台北接受《德國之聲》專訪。美國大選與台美關係（上）：台美關係網絡繁複，即使川普落選也不會動搖 台灣在第一島鏈的戰略地位，太平洋戰爭的歷史已經說明一切而李前總統在受訪當時的1999年也向《德國之聲》點出，台灣與德國曾討論過軍售：「不過貴國已經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不敢把這個問題批准，對中共非常客氣。

Photo Credit：Reuters / 達志影像2005年李前總統應福爾摩沙基金會邀請至洛杉磯演講，加州聯邦眾議員Brad Sherman致贈了一幅美國國旗。※封面圖為前總統李登輝1999年接受《德國之聲》專訪資料照。《中央社》昨（30）日專訪當年採訪李前總統的《德國之聲》亞洲部主任克納伯（Günter Knabe），他認為李登輝之所以選擇透過德國媒體，是精心策畫過的行動。即使如此，「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說法仍然引發中國劇烈反應，其概念也影響兩岸政治至今，《德國之聲》當年專訪內容，值得時時回顧。

已故前總統李登輝於1999年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針對兩岸關係使用一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解釋，當時引發軒然大波。必須先達到制度上的整合，才能逐漸達到政治上的統合，而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維持現狀和和平。

《德國之聲》追問，西方國家逐漸被中國市場吸引，很可能降低對台灣的支持。李前總統表示，「台灣出口到大陸的，比台灣從大陸進口的多」，且台灣出口到中國的大多是重要原料與設備，與中國廠商競爭不多。

」而當時李前總統這個對於德國的評論，也顯示了德國長期以來秉持發展經濟與內政、不欲得罪其他大國的立場。「一國兩制」對台灣沒有吸引力，因為中國所宣稱的「一國兩制」概念、和中國推動這個方案的手段，就已暴露出矛盾。相較於中國的不確定性，台灣是更穩健可靠的角色。他並表示兩岸應該從交流中凝聚互信，發展互惠互利的雙贏關係。如《德國之聲》所說，台灣產業當時在中國的投資超過250億美元，也很可能讓台灣受到中國勒索。台灣主張和平，中國從未放棄武力犯台而台灣和西方國家的貿易也很密切，且台灣重視民主與人權，在西太平洋的戰略交通位置重要，影響美國、日本、東南亞。

李前總統當時強調，對於兩岸問題，台灣向來主張和平解決，不用武力對抗，這符合國際期望，國際社會也應督促中國放棄使用武力。」李前總統說，問題在於中國過度強調民族主義，沒有民主，從未放棄武力犯台，在國際上處處打壓台灣。

在可見的未來，台灣和美國的安全合作，仍將是維持台海安定的重要因素。台灣當時設定的兩岸經貿方針是「戒急用忍、行穩致遠」，不應急著投資太多，且要限制對高科技與基礎建設的投資，超過5000萬美元的大型投資案也要嚴審，希望企業做到「根留台灣」。

Photo Credit：Reuters / 達志影像2000年時任總統李登輝卸任前最後一次在桃園龍潭閱兵。倘若台海緊張關係失控，導致軍事衝突，台灣有什麼防衛方式、或者可以仰賴誰？中國在1978年採取改革開放政策，開始成立經濟特區，為日後的經濟發展打下基礎。

李前總統對《德國之聲》表示，各國基於利益考量，與中共加強經貿往來，可以理解。」且中華民國1991年第1次修憲後，就將兩岸關係定位成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合法政府與反叛團體、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和稀泥式的民主轉型。事實上，30年前的中正廟廣場上，就有這樣的論述了。

如果沒有李登輝而是孫運璿，三月學運爆發的可能性應該大略相同，孫運璿的態度也許不像李登輝那麼積極，但弔詭的是，如果當局的態度傾向消極，學運不就是傾向「不解散」嗎？如果廣場學生不解散，衝突勢必升高。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李登輝的「善意回應」而是國民黨基本教義派的「惡意回應」，那麼，在當時的全球趨勢和台灣民意之下，國民黨面臨的可能是更迅速結束、告別歷史舞台的下場。

但衝突升高的結果並不一定是立刻的悲劇，或者說轉折之後的最終的結果並不一定是悲劇。李在蔣經國的指導下，才從一個「也許有些中二幻想」的學術官僚，中年轉型成為一個「台籍菁英官僚」，也才真正進入「政治」的領域，而這一切大都是外部境遇的偶然，不是李登輝自己主觀意志推動的結果。

即使沒有「轉型正義」的辭彙，這樣的概念也並不陌生。他的兩次留美，雖然有機會參與當時美國台僑界正在醞釀的台灣獨立運動，但他也僅只旁觀，主要心力都在取得學位，繼續他的學術（官僚）生涯。

這個趨勢指的是波蘭的團結工聯推翻波共掀起東歐民主化，也包括了中國八九民運，甚至包括了智利民主化、印尼民主化和更早的西班牙民主化。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如果沒有李登輝，三月學運的結局會「更差」嗎？ 范雲認為三月學運時李登輝的態度對民主化有決定性的正面效益。在他執政的12年中，錯過了許多機會，也留下許多爭議，例如： 對世界經濟和科技的走向沒有認識，錯過台灣在初期工業化成功之後的技術轉型，至今停留在代工和工資競爭的獲利模式，也就是「較差的資本主義」。Photo Credit: 國家文化資料庫典藏/行政院新聞局提供 李登輝只是向現實低頭的現實主義者 有些人將李登輝早年的公務員生涯形容為「持志隱忍」。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李登輝台灣省政府主席時期 李登輝是和稀泥式和解的創始者 和稀泥式和解的創始者是李登輝，他「代表政府向228受難者道歉」開創「沒有對象的和解」的首例。他的崛起，完全就只是蔣經國「吹台青」路線的偶然結果而已。

那麼，如果沒有李登輝，三月學運的結局會「更差」嗎？ 時人常說「歷史不能假設」，但這句話常常只說了一半，只被用來替「現實的合理性」辯護。李的道歉一開始就引起眾多反彈，不過更多人是濫情的現實主義者，只要聽到「和解」就感動到不能自已，就覺得好溫馨、好有愛，好像看到所有人手牽手齊步走，一起在陽光照耀的草地上跳舞轉圈圈，然後忍不住「內牛滿面」。

簡言之就是從眾、世俗主義、現實主義。家父長式的統治觀，包括國家結構的設定和社會結構的塑造都是如此。